海瑞的悲剧，就在于他认为道德的约束力，可以制止全社会的颓败风气；个人一尘不染、两袖清风的垂范作用，能够推动整个公务员阶层的廉政建设。治乱世、用重典、不惜采取剥皮的酷刑，是足以阻吓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。其实他不知道，道德的作用，只能作用于有道德的人。垂范的作用，那些冥顽不化者、恶劣成性者，根本不往心里去。而敢于铤而走险者、以身试法者，法律又能奈他何？正如马路上设有斑马线，对置若罔闻的我行我素者，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，除非他被撞伤到垂死的地步，才后悔不走斑马线。同样，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，只是对愿意仿效者能产生向心力和感召力，而对那个一听“焦裕禄”三个字就烦的干部，肯定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他并非不知道，嘉靖的老祖宗、开国之君朱元璋规定：“枉法赃八十贯论绞”，“赃至六十两以上者，枭首示众，仍剥皮实草”。用如此重刑来遏制贪污，又何曾济事？一个半个清官，挽救不了这个积重难返的贪污王朝。相反，由于他坚持的道德力量和重刑惩罚，对那个在制度上已病入膏肓的王朝，根本不是对症下药的万灵之剂。